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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能在后疫情時代做些什么?

傅蔚岡 / 2020-4-14 16:16:11

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自2014年以來,按照需求支出法計算,在固定資本形成、最終消費支出和貨物服務凈出口這3大需求增長中,最終消費支出增長連續6年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第一動力。


而電商在消費中所占的比重也愈來愈大。國家統計局的信息顯示,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1649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0%,而同期全國網上零售額106324億元,比上年增長16.5%。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85239億元,增長19.5%,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0.7%。而在剛剛開始統計網上零售額的2014年,全國網上零售額27898億元,約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7%。換句話說,在短短6年時間里,網上零售額所占的比重翻了一番,銷售額更是增長了3倍多。


自今年疫情以來,線上零售的作用愈發重要。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2130億元,同比下降20.5%,而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1233億元,增長3.0%,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1.5%,比上年同期提高5.0個百分點。因此,在后疫情時期如何發揮電商在消費中的引領作用,就成了當務之急。


美國西北大學羅伯特·戈登教授在《美國經濟增長的起落》一書中對西爾斯所代表的郵購目錄公司作了這樣的一個評價:


“郵購商品目錄公司將美國農村帶入現代社會的作用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之前農村家庭相互隔離并依賴于本地雜貨店壟斷商,如今他們在郵購商品目錄上掃一眼就可以買到豐富的產品……對美國農村而言,這種改變非常重要。如今他們脫離了其所見和所知的狹窄社區,可以持續接觸到更大的世界,接觸到大量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人物、事件和事務。”

以美國為例,1912年,一家典型的社區雜貨店的服務對象只有幾百戶,并僅僅出售300種不同的產品,到1924年的時候增加到了600種,今天大型超市的SKU則是達到五萬種以上,而像拼多多這種電商平臺的SKU則是數以千萬計算。今天我們同樣可以將戈登教授對郵購商品目錄公司的評價用在拼多多等電商平臺上,琳琳滿目的商品豐富了用戶的選擇,眾多身處遠在偏遠山村的用戶,可以足不出戶買到來自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生產的商品。


與100多年前美國農民所不同的是,今天的農村用戶不只是能夠通過電商平臺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他們更是可以通過這個平臺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將農產品銷售到任何一個角落,突破了傳統農產品有形市場的地域限制,拓展了農產品的市場范圍,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這不僅豐富了城市居民的選擇,更是增加了農戶收入。


商務部研究院在《2019中國電商興農發展報告》中以拼多多的“拼農貨”模式為例解釋了為什么電商平臺可以成為一套可持續扶貧助農機制。作為農貨上行的最大平臺之一,拼多多的“拼農貨”模式,采用創新的“農貨智能處理系統”和“山村直連小區”模式,成功為中國分散的農產品整合出一條直達5.36億用戶的快速通道。經由這條通道,吐魯番哈密瓜48小時就能從田間直達消費者手中,價格比批發市場還便宜;一度滯銷的河南中牟大蒜,打包賣到了北京,價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借助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技術,拼多多將全國貧困縣的農田,和城市的寫字樓、小區連在一起。


2016年,世界銀行作了以《數字紅利》為主題的世界銀行年度發展報告。該報告指出,增長、就業和服務是數字投資的最重要收益,也就是所說的“數字紅利”。具體來說,增長就是幫助企業提高生產力,就業就是幫助民眾找到就業及其他機會,而服務則是說政府為所有人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為什么數字技術能促進發展、產生數字紅利?原因就在于數字技術降低信息成本,從而大幅降低公司、個人與公共部門的經濟社會交易成本。憑借數字技術,交易成本降到基本為0,創新得以蓬勃發展;憑借數字技術,現有的活動、服務更便宜迅速,且更便利,效率得以提高;憑借數字技術,人們得到以前難以獲得的服務,包容性得以擴大。


《數字紅利》這個報告還提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數字技術迅速普及,而數字紅利卻并未同步實現?在報告看來主要是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全球近60%的人口還不能上網,基本無法在實質意義上參與數字經濟。其次,數字技術的預期收益可能會被新風險抵消。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市場日趨兩極化,不平等更加嚴重,部分原因在于技術強化高技能,同時替代常規工作,迫使許多人不得不去競爭低薪就業機會。


但是從中國電商的發展來看,數字技術的新風險則是完全夸大了。在中國,影響數字經濟紅利的因素只有一個,那就是不少人口不能上網,無法參與數字經濟。而隨著網絡基礎設施的改進,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這種服務。于是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知識界在新技術來臨的時候,總是會夸大技術對工作崗位的威脅,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現象并未被發生。數字經濟不僅僅滿足了用戶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同時還創造了新崗位和新就業。


以拼多多《2018扶貧助農年報》的數據為例,截至2018年底,拼多多平臺注冊地址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商戶數量超過14萬家,年訂單總額達162億元,經營類目以農產品和農副產品為主,預計帶動當地物流、運營、農產品加工等新增就業崗位超過30萬個,累積觸達并幫扶17萬建檔立卡戶。而在此之前,這些商戶是很難參與全國統一大市場。



流通是經濟的命脈之所在,電商平臺重要意義就在于搭建了一條廠商和用戶之間的快捷通道,從而提升了經濟活動的效率,即減少了用戶的支出,也增加了廠家的收入,而在背后則是穩定了社會就業。基本的經濟學邏輯告訴我們,一個有助于買買買的平臺一定是是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


像拼多多這樣的電商平臺,既然能夠在平時幫助用戶以更低成本買到心儀的產品,那么也就能夠在后疫情時代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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