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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凋敝是個偽問題

劉遠舉 / 2015-2-25 15:28:23

今年春節,一篇《博士回鄉手記》在網上被廣泛傳播。文章描述了一位博士眼中的農村現狀:整體凋敝、人情淡薄、物質攀比、知識無力。不可否認,引發這些狀況的直接的、表面的原因,當然是勞動力外流。所以,描述鄉愁的敘述性文字之下,作者隱約批評了導致勞動力外流的“現代生活”或者城鎮化。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無意評價這篇《回鄉手記》的作者,但是,當文章被廣泛傳播,引發討論之后,由于文章極具個人主觀色彩,所以,作者本人也會無可避免地被置于討論之中。

既然是傳播才引來了討論,那么,不妨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文章會得到如此廣泛的傳播?

真實是引發共鳴的重要原因。勞動力外流導致的農村凋敝,與親人分離的思鄉之情,春運顛簸的困頓,留守老人的孤立無援,這些都非常真實。返鄉帶來的攀比壓力,婚嫁的物質壓力,更是城鄉同此甘苦。這些都不難得到人們的共鳴。

另一種傳播動機則是對鄉村的憂慮。老一輩的人,懷有的是大躍進式的火熱農村想象,年輕的小清新則抱著山清水秀、田園牧歌、溫情脈脈的農村想象。博士描述的農村讓他們在憂慮之中,在拯救弱勢者的道德崇高感中,按下轉發。

在對農村的普遍性感受之上,作者有自己的獨特感受,那就是知識的無力,更直白的說,是高級知識分子面對鄉鄰物質攀比的窘迫。獨特的視角引來了獨特的傳播動機。在中國,受高等教育的畢竟是少數,下里巴人對臭老九的嘲笑,源于貧賤者更智慧的灌輸,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傳統。所以,當出現一兩個清貧而窘迫的博士,對普羅大眾來說,還是喜聞樂見,樂于傳播的。

正是這三點,構成了這篇文字廣泛傳播的基礎。不過,由于文章本身的局限,更多的傳播卻意味著更大的誤導。

在文中,作者憂慮農村突顯的攀比之風。其實,中國農村乃至中國人的攀比從來就存在著,只不過,經濟的發展使“沒有物質可攀比”變為了“有物質可攀比”。

作者的另一個很深的感受是農村人情的淡薄,人越發成為原子化的個體。其實贊美中國鄉村的雞犬相聞、同族友愛,更多的只是對緊密的社群聯系狀態的一種“遠離之后的主觀美化”,與此同時,“無視隱私、缺乏個人空間”的描述則更為真實、客觀。

市儈、攀比、甚至人與人之間的惡意,在這種緊密的社群關系之中越發明顯。比如,在明知作者仍在讀書的情況下,仍然追問收入,戲謔與惡意毫不掩飾。作者正是被這種令人無法喘息的社群關系逼迫得即使返鄉也躲進小樓成一統。

總體上看,通篇文章,受“知識的無力”的感受的影響很深。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深化,中國早就過了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時代。即使經濟的發展與巨大的基建投資推高了簡單體力勞動的人力價格,但是,長遠的、整體的看,知識帶來的收入在預期、可持續性、增長性上都更好。而且,隨著知識積累而建立的人際關系網絡,在戶籍制度中的優勢,還能進一步惠及下一代,甚至固化為階層優勢。

所以,在今天,知識非常有力。當然,伴隨這些優勢的同時,在城里定居買房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以至于不能回饋父母,但與此同時,這些人獲得了能夠惠及下一代的優勢,以及固定資產——房子。

另一方面,鄉鄰并不是都沒見過世面的傻瓜,預期、潛在這些詞,即使說不出來,也會按此行事,一個計算機或自動化博士,是沒有人會嘲笑的。如果知識不僅僅當下無力,更重要的是,預期也無力,這種窘迫就會在鄉鄰的惡意下被更加凸顯。

由此可見,即使力圖贊美,但作者仍然對于農村生活充滿了矛盾之情。

有趣的是,作者對綠皮車“樂觀的、健康的、人間真實生活的氛圍”的贊美,與作者在擁擠、不安全感之下,為了擺脫綠皮車而選擇更近的工作地點呈現出來的對綠皮車的厭惡,正是反映這種矛盾的一個暗喻。這種矛盾源于,一方面,作者與想象中的城市生活太遠,退回到精神上的“人間生活的氣息”中以抵抗,另一方面,富有“人間的生活氣息”的綠皮車上的人卻搖身一變,化作了“問工資”的鄰居,精神上的家園在真實中變得如此的惡意。進退不得之中難免迷茫。其實,對鄉村的迷茫,或許正是對自己的迷茫。遺憾的是,作者的個人體驗或許影響到了其結論的冷靜與客觀。

作者雖然沒有明說,甚至自己也沒意識到,但文章卻借別人之口說出“情愿不改革開放”。當然,沒有改革開放,相對于農村戶口的鄉鄰,博士已然是國家干部,已算衣錦還鄉,就“回得了家”。但是,且不說沒有改革開放與擴招,還考不考得上,國家豢養的知識有了力,農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對此,博士一再借他人之口說出的判斷是:為了回家,他們愿意。

但是,這絕不是絕大多數農民的真實選擇,腳的選擇永遠比嘴的表態更加真實,且不說,回家這個愿望的實現是如此的容易,也不說作者求學、工作、再求學,都是為了遠離農村。實際上,造成農村勞動力與親人分離,農民工回不去鄉村,也留不下城市的,是城市的戶籍盤剝。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什么挽救鄉村,建設新農村,而是進入城市。農村的出路在于城市。

所以,“他們愿意回家,他們應該回到農村”以解救凋敝的農村的呼吁,某種意義上,就成了有意無意的限制農民自由的幫兇。正因為這一點,一個博士的牢騷才有了公共議題角度上的駁斥意義。

從更深的層面上看,以鄉紳制度為特征的鄉村自治與動員與集結起來的毛式農村治理,是中國農村的兩個重要階段。

具有非常強烈的動員能力與強制能力的舊式農村,在宣傳話語中,充滿了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式畫面,但其對農村物質與精神的摧殘自不必多言。在這個階段,農村當然不是原子化的,但這卻是一種原子核被緊密壓縮在一起由“強力”構成的死寂的“簡并態”,而不是原子核相離很遠,由電磁力與引力相互聯系,構成世間萬物。

隨著改革開放,更多的經濟自由支持農民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政治壓迫,依靠意識形態把勞動力固定在土地上的毛式農村,沒有了意識形態基礎,而且,在經濟上,為了把人固定在土地而犧牲農民的經濟收入,也與整體經濟運行所需背道而馳。所以,舊式農村不可能重現。

那么,鄉紳制度下的農村能重現嗎?在傳統的小農生產中,一畝三分地能夠維持正常生活,形成一個村落,在此基礎上,形成傳統的鄉紳治理結構。1949年后,鄉紳制度被摧毀,大躍進式的農村成為人們的農村印象。但現代社會中,一畝三分地的小農生產不足以維持工業時代的正常生活水平。也就是說,對工業時代的農業生產而言,傳統鄉村的人口勞動力密度太大,農村已經不足以容納那么多勞動力,對工業而言,人口密度又太小,工業不可能深入每一個鄉村,只有人走出去,趨近工業。這都意味著,勞動力只有外流。隨著人口密度不斷減少,被體制摧毀的傳統鄉紳制度,沒有了生產方式與人口密度的基礎,亦不可能重現。

所以,農村勞動力的外流,農村的凋敝,傳統社會模式的變化,都是無可避免的歷史潮流。某種意義上看,農村路上長滿荒草,殘壁斷垣,正是人口遷往城市、鄉村成為森林或大片農場的前兆。而新型的社群關系,也許會更冷清與疏松,但卻會更加人性、多彩、維護農民利益。這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時刻,也符合歷史潮流,是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的現實。

在這個過程中,骨肉分離,漂泊異鄉是確實存在的。不過,這絕不是如作者所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現代生活剝奪了人愛父母與子女的機會,讓人不能愛社會、愛自然,讓人用金錢度量一切。”恰好相反,在外漂泊艱難求生,是為了更好的愛。正如作者所說,一個家庭有幾個成員出門打工,往往過得比較殷實,殷實二字,難道不是一種愛嗎?

繁榮了城市,凋敝了農村;發展城市,犧牲農村,這類敘述方式是宏大的,其對象是概念化的,在這種論述方式之下,真實的人反而被忽略了。一切社會問題的終極目的在于人,所以,在這類議題中,與其關切農村與城市的變化,我更傾向于著眼于農村人的變化與選擇——當我們放棄宏大敘事,就不難發現,即使凋敝的農村中,每戶人家都有了更多的存款,很多人購買了汽車,過上了工業化水平的生活,這到底是凋敝還是興旺?

刊于騰訊《大家》專欄 | 20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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